2017年，释延鲁举报释永信索要700万财物的调查结果，调查组给出的结论竟然是“查无实据”。如今，释永信作为涉嫌刑事犯罪的“花和尚”已被调查。这一背景下，再来关注当年释延鲁的举报内容和查处结果，当年的调查结果似乎不但未能平息舆论，反而让公众对调查的公正性与专业性产生强烈质疑。在此背景下，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：谁来追责调查组负责人？

从程序正义角度看，2017年的调查存在明显瑕疵。在整个调查过程中，公众没有看到详实的调查方法、证据链展示以及严谨的逻辑推导过程。调查结果仅以简单的“查无实据”四字概括，缺乏细节支撑，这让人心生疑虑。例如，在调查释永信是否索要200万元赔偿刘某明一事时，仅以少林寺、释永信与刘某明无经济往来便认定查无实据，却未深入探究背后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和隐藏交易。这种浅尝辄止的调查方式，难以让人信服，严重损害了程序正义。若程序正义得不到保障，那么调查结果的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。

再看证据收集与核实环节，漏洞同样明显。释延鲁作为举报人，既然敢实名举报，必然自认为掌握了一定证据。然而，调查组却轻易否定其举报内容，却又未充分说明对释延鲁所提供证据的核实情况。在调查释永信是否索要车辆、借款和其他财物时，简单一句“没有证据证明”便草草了事，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调查组是否真正深入调查，是否全面收集了相关证据。在其他类似的调查案件中，如襄阳市襄城区纪委监委调查福利院专项资金使用问题时，通过精准分析研判、账实核对、银行流水比对等多种方式，最终查实问题。与之相比，此次释永信举报事件的调查在证据收集与核实方面，显得极为敷衍。

调查结论与公众认知之间存在巨大落差，也进一步凸显出此次调查可能存在的问题。在公众眼中，少林寺内部矛盾由来已久，释延鲁与释永信之间的纠葛错综复杂，700万财物索要的举报并非毫无根据。而调查结果却与公众的这种认知大相径庭，这难免让人怀疑调查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、权力干预等不正当因素。如果调查组负责人在调查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、徇私舞弊等行为，却不被追责，那么不仅会让公众对司法公正失去信心，也会让类似的调查沦为形式，无法真正解决问题。

在诸多领域的调查事件中，对于调查不力的相关责任人，都会进行严肃追责。比如在河南鲁山县“花费715万元修建牛郎织女雕塑”事件中，平顶山市纪委监委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鲁山县委、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，责令写出深刻检查；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鲁山县分管副县长给予诫勉谈话处理 。在辽宁阜新煤矿事故中，90人因瞒报等问题被追责，涉事煤矿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矿长等人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。既然有如此多的先例在前，那么在释永信举报事件中，如果调查组确实存在问题，就没有理由不追究调查组负责人的责任。

“700万供养钱查无实据”这一调查结果，已经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公正和调查公信力的广泛质疑。为了平息舆论，重塑公众信心，必须对调查组的调查过程进行全面审查，若发现调查组负责人存在失职渎职等行为，就应当依法依规严肃追责，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。

作者：张良文